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杰出的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桃江是屈原的第二故乡。
　　屈原遭诬陷第二次被流放浪迹于洞庭湖，后而历“沅湘间”，“济沅湘以南征”。沅湘之间有资水，秦时名益水，水北置益阳县，从地理位置看，“益水”就是资水。“益水”之名出现在秦代。益水在秦以前叫什么名字，史料缺少记载，估计有两种情形：一是秦以前也叫“益水”，但考无依据；二是也称“沅”。以前的资水，各河段称呼不一，例如邵阳一带在古代就称资水为“邵水”，邵水以上的部分西源称“赧水、“都梁水”，南源称“夫夷水“。进入娄底地区后的资水河段古称“茱萸水”。资水到了中下游，中下游的人们认为资水和沅水同在沅江市上方合流，便将两水合流的河段统称“沅水”，现在的沅水当时叫做“大沅”，资水叫做“小沅”。资水中游安化桃江一带一直保留了“小沅”的称谓。安化县有个地名叫小淹，位于资水岸边，“小淹”是后取的名字，不过几百年历史，“小淹”的称谓除官方、文人文字资料使用外，资江中下游的百姓口头称呼历来普遍用“小沅”而不用“小淹”，这一现象可以佐证“小沅”的称谓古来就有，而且历代口口相沿已成习惯。有史料称：战国时期，洞庭湖水系统称“湘沅”，《楚辞·九叹·思古》里有“违郢都之旧闾兮，回湘沅而远迁”句，这“湘沅”中的“沅”，就包括资水在内。到了秦代，秦人认为两水都称“沅”，容易发生混淆，故把“小沅（资水）”另命名叫“益水”，“益”者，附加也，增益也，是说资水原来附着于沅水，是沅水的一个组成部分、增益部分。资水得名，始见于《汉书》，南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已有专条介绍资水。这就是屈原长居资水之滨桃花江12年而屈诗中只见“沅水”不见“资水”的原因。屈原历“沅湘间”南征，沅水湘水之间唯有涉资水最便利南行，所以屈原在“沅湘间”南行，无疑是沿“小沅（资水）”舟马兼用前往今日的桃江一带。屈原长居桃江12年，坐船在资水上下航行也决不止一次两次，《涉江》里写的不过是作者经过加工提炼了的行程图。
　　屈原《涉江》里有“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句。关于诗中的“溆浦”，历来有两说：一说指今日怀化的溆浦县；一说溆浦在资水中游的桃花江一带，具体方位在今日桃江马迹塘镇、武潭镇与汉寿县（古称辰阳或龙阳）交界处。诗中有“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句。根据地理特征和文史资料考据推测，从沅水干流入口处到溆浦县相距近千里，屈原涉江，因沅水滩多流急，旅途风险巨大，凭当时的航运条件，诗人应该不会冒险走这条水路也很难由这条水路到达相距千里之遥的溆浦县，最多也只能在洞庭湖一带“浩浩沅湘”间游荡。如果屈原从洞庭湖出发，缘沅江干流溯行到溆浦县，路程千里之遥，沿途的桃源、沅陵、泸溪等若干县市众多地名应该在屈诗中留有大量生活足迹，可惜这类足迹铁证在屈诗中十分罕见，以至于屈原以后历代许多名家学者对屈原游历溆浦县一说产生怀疑做出否定。《唐书·地理志》记载：怀化以溆浦之名立县，是在屈原涉江近千年之后的唐高祖武德五年。所以诗中的“溆浦”应该在距洞庭湖不是很远的桃江或与桃江交界的地区，《涉江》中的“上沅”行程，从诗中所描叙的沿途人文地理景观看，无疑包括资水行程在内。例如作者在《涉江》后半部写到陆接舆（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和凤凰乌鹊（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两处景观都是资水中游桃江土地上的重要事象。陆通，字接舆，春秋时期人，才华横溢，性耿直敢言，放荡形骸，人称“楚狂”，居楚南湘山（今湖南益阳桃江县境修山镇）明灯山，因须肤黝黑，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陆黑嗲嗲”。 陆接舆死后被当地百姓尊为粑粑神，历来享受香火祭祀。资水中游的桃花江东岸有山叫凤凰山，凤凰山上古木参天，每年三四月，成千上万只乌鸦、鹊鹭之类的候鸟从远方迁来凤凰山古林筑巢下蛋孵幼仔，游人前来观赏者，川流云集，成为资江沿岸的一道风景。屈原写《涉江》因触发联想，头脑中浮现出涉资水时见闻的沿途事象而借以抒情，来表达内心的忧愤。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据蒋南华考证，枉水发源于桃江县境，北流至常德德山西麓而入沅水，其入口处大溪口即古“枉渚”，古枉渚在汉寿县与桃江县武潭镇相邻处，已湮塞。“辰阳”又名“龙阳”，即现在的汉寿县，两地相距不远，“朝发”而“夕”可到。怀化辰溪县有个辰阳镇，但与枉渚相距近千里，乘船是不可能一天自枉渚到达辰阳镇的。我们认为，假如屈原果真到了怀化溆浦县，那么他由资水入溆浦县比溯沅水而上入溆浦县的可能性要大，因为由资水入溆浦县，水路比经沅水干流入溆浦县要近很多，路也好走得多。
　　屈原历“沅湘间”，“济沅湘以南征”后，主要活动地点在洞庭湖之南的资水一带。上古时，云梦泽（洞庭湖的古称）面积十分广阔，桃江东北的益阳、汉寿一带为水乡泽国，桃江地处云梦泽边沿，屈原是在渔父引导下来桃江的，屈原乘舟来桃江，水上交通便利。史载屈原第二次流放，在资水河畔的桃江花园洞居住长达12个春秋，他一生的大量作品是在桃江完成的。《中国名胜词典》就肯定屈原作《天问》的地点在桃江不在别处。桃江凤凰庙（祭祀屈原用）、花园洞（屈原隐居种兰处）、花家坪（屈原养花草处）、书房村（屈原读书创作场所）、下马坪（屈原停车马处）、屈子钓台（屈原垂钓处）、天问阁（屈原问天处）、女媭墓（屈原女儿之墓，一说女媭为屈原侍女）、三闾桥（屈原为便利百姓而建的石拱桥）等大量古遗址的存在，足以证明屈原在桃江生活的时间长，生活底蕴深厚，屈原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
　　文献记载，屈原曾涉足桃江的九岗山。这首先可从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见到游踪：“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诗句意为：我与你一同快速前往，到九坑山上导迎天帝享受祭祀。宋代著名学者洪兴祖《楚辞补注》说：“之，适也。坑，音岗。”“之兮九坑”即“前往九岗山”。前清训诂学家蒋骥注解说：“坑，同‘岗’。今长沙府益阳县有九岗山。”这一注解正好与屈原被流放后长时间在桃江一带生活的环境相吻合。有注家将《大司命》中的“九坑”解读为“九州”，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以为，诗中已用“九州”一词（纷总总兮九州），在同一首不足二百字的短诗中，无需使用两个意义原本不同的语词表达同一概念。也有人把“九坑”注读为“九州的山”，笔者更觉不妥，因为注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之兮九坑”前面有“导帝”二字，导帝，即“导请天神来某处享用祭品”的意思。周代习俗，祀神时，祀神人要向神灵献上供品，否则为不敬。祀者导请天神下凡享用祭品得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这是前人举行祭祀的一个基本常识。如果把“九坑”理解为“九州的山”，则九州的山岭莽莽苍苍，无边无际，无以数计，祭祀者“导”无定所，天帝“去”无定所，他也就会无所适从，没法前往某山某庙享用祭品了。把“九坑”解读为“九州”或者“九州的山”，这是不甚了解屈原当年生活的具体环境和撇开古人祭祀的基本常识作注所致。所以诗中的“九坑”无疑是一座具体的山，也就是众多研究屈原的学者所说的湖南益阳的九岗山。
　　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蒋南华先生《屈赋注解·大司命》注：“九坑，即九岗山。此山在今湖南省益阳桃江县境，资水流经其下。”桃江民俗专家龙玉牛、胡则丘对屈原上九岗山祀天神做过一番实地考证，在《凤凰山上凤凰神》一文中有相关说明：《大司命》中的“九坑”，是指桃江的九岗山。桃江有每年农历六月初三祭祀司命神（桃江民间俗称司命菩萨、司命嗲嗲）的习俗。大司命，是掌管寿夭的神。屈原在诗中描写上山祀司命天神时，正巧遇上天气骤变，天空乌云滚滚，继而狂风暴雨大作（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玄云”，乌云；“飘风”，突起的大风；“涷雨”，暴雨。这种狂风暴雨的突然降临，正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6、7月份梅雨季节的气候特征。这说明，屈原登九岗山祀司命天神是在梅雨季节里进行，这个时间正好与桃江地区祀司命天神在农历六月初三的时间相吻合。屈原登九岗山祀天神，正巧在登山途中遇上了大雨，诗中描写的都是人在室外见到的、感受到的景象。周代，人们祭神用的祭品，可以是牺牲，也可以用植物的茎叶花实。诗中写到屈原在祀神进入尾声时摘来一束麻叶，麻叶开着白花结着麻籽，屈原把它作为供品敬献给即将离去的司命天神（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如今九岗山上仍然可以见到这种开白花的麻叶。麻叶开花在盛夏，这也正好与桃江人农历六月初三祀司命神的时间相吻合。所以屈原登九岗山祭祀天神，无疑是依了桃江当地的习俗，具体祀神时间是在农历六月初三或与之相邻的某一天。
　　屈原为什么要祭拜天神？屈原生活在盛行祭祀的上古时代。《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说周代朝野最注重两件大事：祭祀与打仗。因历史局限，周人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纷纭复杂的现象难免缺乏全面深入了解，认为世界由上天主宰，于是把生的希望寄托给上天神祗，渴望通过祭祀感动上天，让天神为国民祈福消灾。《楚辞》中大量的祭祀活动可以作为佐证。东汉学者王逸《楚辞章句》解释说：“屈原放逐，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明确指出屈原作《九歌》的时间是他被放逐于“祭祀礼乐其词鄙陋”的荆蛮地区之后。宋代朱熹更具体地说明了屈原作《九歌》的地点、时间和动机，他说：“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据1989年桃江腰子仑发掘的春秋古墓群考证，桃江当时属越地，是苗瑶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语言、风俗与楚郢差异大，故被北方人称为“荆蛮陋俗”之地，屈原在诗中则称这一带为“僻远”之域，。王逸、朱熹二公皆断言屈原作《九歌》是在他被流放荆蛮陋俗之地洞庭湖南方之后，从而从时间、地理上肯定了屈赋《大司命》中祀神所登之九岗即“沅湘间”的九岗山——益阳桃江的九岗山。
　　桃江花园洞、九岗山均在资水东岸，两地相距不过百里，从花园洞口坐船经资水到九岗山麓不需一日可到。九岗山是桃江当地名山，在桃江长居12年的屈原去九岗山祀天神，是情理中的事。
　　那么屈原祀天神为什么一定要上九岗山呢？原来上古之时，礼法对祭祀对象、内容作了明确规定，《礼记·王制》规定：“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而且，礼法对祭祀场所也有明确规定，例如礼法规定，天子祭天的三个场所由小到大依次为“庙祭”、“南郊祭”、“泰山祭”，就是说，天子平时祀天神在庙宇进行；规模大一点，就到南郊举行；规模最大的祭天须到泰山举行。《洹子孟姜壶》铭文记述：周代有四种天神，“大司命”属于其中的一种。当时庙制规定，天子以下官员祀天神必须在庙宇进行。屈原登九岗山祀天神，可以肯定，九岗山当时已有庙宇存在，当时九岗山的庙宇，极有可能是禹王庙。文献记载，益阳九岗山和安化虎口岩古有禹王庙，九岗山庙内有夏禹、舜帝塑像。屈原此去祀神是慕名而往。屈原“身遭放逐”，上九岗山禹王庙祀天神，意在“愬神明，陈己之冤结”。 屈原将“九岗”写作“九坑”，也许当时的山名就是如此；也许包含匿居因素：作者当时被放逐，处境不利，以桃花江花园洞为匿居之所，他不想在诗中说出自己匿居的具体行踪，故将“九岗”写成“九坑”，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
　　屈原把桃江当成第二故乡长居12年之久，与桃江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古往今来，桃江人民爱戴屈原、深切缅怀屈原，过去桃江祭祀屈原的庙宇有多处，民间几乎家家户户神龛里供有屈原神像，人们虔诚崇拜屈原爱国亲民、坚持正义追求美好的屈子精神，尊称他为“屈三嗲（三闾大夫）”。每年端阳节，桃江各地大兴各种民俗活动，如挂菖蒲艾叶，赛龙舟，游泳，坐游船，坐马车牛车，舞龙玩狮，唱大型花鼓戏，唱木偶戏、傩戏，家家户户包粽子，烙大饼，吃油炸河鱼、鳝鱼挂面、黄瓜蒜头炖泥鳅，喝米虾锅巴粥，做酒会，等等，制作各种美食来纪念屈原，经过历朝历代人的传承创新，桃江地区已形成了祭祀、教育、民俗、娱乐、山菜美食、土木建筑、果木花草种植等丰富多彩历久弥新的屈原文化系列。
　　屈原创作《楚辞》，抒写以“奔放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力，烂漫春光似的词华”（郑振铎语），以神话式浪漫夸张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创作的“楚骚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屈原以伟大的人格魅力屈子精神和空前绝后的文学贡献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赞美，在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屈原与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首次被评选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益阳桃江也因此成了世界文化名人的第二故乡。